“我们身处大变革的时代,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周期,而是人类发展史的机制转换(Regime Switch),或者称为历史的跃迁(Historical Leap),类似于当年古老的钱庄票号向现代银行业转变的时期。这个阶段,我们的金融业态、商业模式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颠覆性转变。”
2023年6月28日,北京金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范文仲发表了题为《数字金融的创新与趋势》的演讲。在他看来,数字金融的创新将会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关注数字金融发展的两大新趋势:数字的资产化、金融的智能化。据其透露,北京金控集团旗下的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正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积极推进市属国企的企业数据确权创新试点。
(相关资料图)
针对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他建议,建设公共多模态人工智能训练用大数据集;探索解决数据涉及的知识产权合规性问题;提高训练用数据集的可用度。
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正推进企业数据确权创新试点
互联网飞速发展,Web3时代也即将到来。人类社会将进入万物互联、数字孪生的时代,它的特点是Capitalizing, 即资本化时代,未来在互联网世界产生的数据和信息将会成为个人的资产和资本。
范文仲认为,数字的资产价值挖掘将大大提升社会经济资本水平,提供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当前数据作为核心要素资源,虽然具有普遍的使用价值,但资产属性还没有充分体现。只有实现确权、流通和交易后,才会从社会资源转变成可量化的数字资产,后续通过进一步金融创新,演变为生产性的数字资本,真正释放其内在价值。”
范文仲强调,从原始数字资源、到数字资产、再到数字资本的不断演进过程,正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也将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资本来源,这才是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范文仲强调,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容易,需要做好很多基础性工作。
做好企业数据确权工作,对数据资源进行盘点梳理,推动建立企业数据资产报表体系。企业应按照不同维度建立数字资源管理报表体系,如数据地图或数据字典,并明确主责部门和主责岗位,设立首席数字官,进行统一的数据资源规划管理。
实现企业数据评估入表,挖掘资产价值。其中需要解决两个痛点:一是如何对数据资产进行准确评估。二是如何进行数据资产入表。国际上关于数据资产入表的探索还比较滞后,建议我国在此领域进行持续创新。
先试点后推开,稳妥推进企业数据开发利用试点工作。建议优先选取数据资源丰富的国有企业、或是在数据治理方面有一定基础的中小企业作为试点,同时在会计、法律、评估等领域邀请头部专业中介机构参与联合创新。建议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基础好的地区开展试点,不断完善配套制度建设,待成熟之后再向全国推广,逐步建立起更为广泛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制度体系。
据介绍,北京金控集团旗下的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正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积极推进市属国企的企业数据确权创新试点。
建设公共多模态人工智能训练用大数据集
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发展或将带来生态的变化、行业的变革,金融机构也不例外。
“未来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将取决于数据库的规模、算力能力的强弱,建立在通用大模型基础上的金融垂类专业模型注定会取代那些标准化强、重复性高、有明确程序规范的传统银行、证券、保险业务。”范文仲说道。
范文仲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数据和算力。“如果能够发挥我国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技术和制度创新,小公司也完全有可能训练大模型。”
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过程中,如果说数据是燃料,那么算力就是加速器。具体数据来看,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训练越来越依赖合格数据的提供。中小科技企业通常面临三方面困难:缺乏数量足够大的多模态数据集;无法保证数据来源的合法合规性;数据的质量不够,可用度不高。
范文仲认为,可以通过三方面解决:一是建设公共多模态人工智能训练用大数据集。二是探索解决数据涉及的知识产权合规性问题。三是提高训练用数据集的可用度。建议政府规划专项资金和引导政策,对相关产业进行扶持,构建产业生态,助力人工智能发展。
我国算力市场发展方面,高质量算力资源不足且较为分散;基于算力需求多样化、碎片化的特点,算力资源供需错配的情况时有发生;算力基础设施属于重资产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其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远远超出了中小微企业的承受范围。
为此,范文仲提出三条建议:
一是大力发展聚合计算先进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针对当前算力需求多样化的特点,大力发展先进技术。
二是打造统一的算力交易和调度平台,用好碎片化冗余算力。以北京为例,建议打造全市统一的算力交易市场,构建1+N模式,即一个综合算力交易平台和N个算力调度平台。
三是加大金融财政支持,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算力和数据的使用成本。可参照政府对新能源车辆补贴的模式,在产业发展初期进行适当的资金补贴。
范文仲表示,数字金融的创新,也会为国家的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保持信心的同时也要牢记教训。“金融创新始于数据,兴于技术,成于制度,不能光在技术上单兵突进,也要在管理制度、法律环境上进行配套创新,加大基础理论研发力度,积极培育创新型社会中介组织,以行稳致远,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范文仲说道。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